7月16日
，廣東省政府辦公廳發布信息，為深入推動深圳綜合改革試點 ，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
，《廣東省人民政府關于將一批省級行政職權調整由深圳市實施的決定》（以下簡稱，《決定》）自8月15日起施行。屆時 ，20項省級行政職權將調整由深圳市實施 。

　　南都記者梳理發現
，近年來，廣東省陸續多批次向深圳調整下放省級行政職權事項
。相較于以往 ，此次調整有哪些新特點和不同？其主要目的和出發點是什么？深圳在承接這批下放的省級行政職權有哪些優勢？又要注意哪些事項？

　　助深圳大跨步改革“先行先試
”

　　在深圳大學政府管理學院、全球特大型城市治理研究院執行院長陳文看來
，此次20項省級行政職權調整由深圳市實施，是為貫徹落實《關于深入推進深圳綜合改革試點深化改革創新擴大開放的意見》（簡稱《意見》）進行的一次較為系統的“授權型改革”。“《意見》在新起點上賦予深圳一系列重大改革任務 。深圳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 ，往往是問題先遇 、探索先行
、經驗先出
。如在發展低空經濟當中
，肯定會面臨無人駕駛航空器法律法規方面的一些先發問題，此次行政職權調整當中 ，涉及相關職權的下放，也是針對性地、對深圳在先行領域的相關改革授權。 ”

　　中國（深圳）綜合開發研究院企業與市場研究中心副主任鄭天騁博士同樣認為
，此次調整是深圳綜合改革試點的配套動作，也契合深圳正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定位 ，是國家和廣東省對深圳改革的進一步支持
，旨在賦予深圳更多自主能動性 。

　　“激勵深圳挑起更多的改革重擔，讓深圳‘擼起袖子加油干’ ，更大跨步地進行改革
。
”鄭天騁分析表示
，從國家層面而言，可以助力深圳利用與香港相鄰及粵港澳大灣區的地理優勢 ，在制度型開放等領域突破。從省內層面而言
，讓深圳試點經驗為全省提供借鑒，打通省級資源 、中央政策與市場機制 ，服務廣東“再造一個新廣東”“百千萬工程 ”等戰略 。從城市發展而言
，則通過制度松綁提升存量生產要素效率和質量，體現省政府對深圳經濟發展的高期望
。

　　國家高端智庫CDI資深研究員宋丁同樣認為 ，在當前經濟發展階段需要突破口，下放權限讓深圳在產業結構調整
、城市發展改革等領域直接發力、大膽嘗試。深圳作為經濟特區
，敢闖敢試 、敢為人先的改革精神早已深植，深圳改革實驗成功后 ，可將經驗推廣至全省乃至全國
，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 。

　　權限下放領域更具針對性

　　此次下放的20項省級行政職權有哪些？《決定》明確，職業衛生
、放射衛生技術服務機構資質認可等3項省級行政許可 ，無人駕駛航空器、民用機場 、無線電
、司法鑒定等領域16項省級行政處罰
，以及職業健康檢查機構備案，調整由深圳市實施。

　　多位專家認為 ，此次行政職權調整當中
，涉及相關職權的下放，也是有針對性地、對深圳在先行領域的相關改革授權
。鄭天騁觀察發現 ，與以往多集中在基礎常規行政職權不同的是
，此次涵蓋行政許可 、行政處罰、備案等多種類型，涉及領域更細
、更專 ，包括無人機等新興產業領域。

　　“每次政策調整都會與經濟大形勢相關，讓改革試點更具針對性和實效性 。
”宋丁注意到
，此次無人機相關權限的下放就和深圳低空經濟發展息息相關
。深圳作為國家首個無人機飛行管理試點城市，也是入選國家級低空經濟試點城市名單中的唯一一線城市。“廣東下放權限是對國家政策在省內的進一步強化 ，以促使深圳在國家戰略新產業方向上更快突破 。”

　　深圳市無人機行業協會會長楊金才表示
，廣東省20項省級行政職權下放深圳，其中聚焦無人駕駛航空器、民用機場等領域的行政處罰權 ，這一改革對深圳無人機產業及城市發展具有多重戰略意義
。深圳無人機行業不管從企業數量還是市場份額
，在全國乃至全球中都占領著一席之地，深圳無人機行業的發展和經驗做法也成為各地學習的榜樣。“此次無人駕駛航空器 、民用機場等領域行政處罰的下放 ，是省廳對深圳市發展無人機行業示范引領性的高度認可 。 ”

　　其次
，發展低空經濟要重視安全和健康發展，無人機作為空中玩具和載具 ，有著不同屬性的飛行活動
，如何確保飛行過程中的穩定
、可靠和可控是發展低空經濟的最根本問題
。在楊金才看來，此次對于非法擁有無人反制相關設備的行為 ，并將其處罰權力交由深圳市工信局，這一權力的下放
，為深圳在發展低空經濟的過程中可以直接對無人機違規行為（如黑飛、空域侵犯等）進行執法，減少審批層級 ，提高監管效率
，這也將為城市在智能化管理上，特別是低空飛行方面提供更規范的運行環境。

　　抓住機會窗 ，為區域乃至全國改革探路

　　多位專家指出
，此次20項省級行政職權的下放，既為深圳突破行政限制 、推動產業升級打開了空間 ，也賦予其更重的使命——既要實現自身高質量發展
，更要為區域乃至全國改革探路 。

　　“深圳必須要抓住機會，充分利用機會窗推動產業拉升和結構轉型升級
。
”宋丁認為 ，當城市和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
，行政限制像“透亮的天花板”，看得見但穿不過去。此次權限下放于深圳而言 ，更有利于改變或剔除城市經濟發展中的不可理“成分 ” 。

　　宋丁建議，深圳加快細化執行政策
，全面評估政策影響，針對相關領域制定對應性
、執行性政策 ，讓政策落地見效
，如無人機領域需研究應用場景、公共服務安排等詳細環節，使其產生經濟和社會效益。同時在政策推進過程中 ，及時總結經驗與教訓
，出現問題及時調整，總結產業發展中的操作經驗 ，盡快輻射到全省甚至全國
，帶動整體發展
。

　　在承接職權的過程中，平衡“放
”與“管”是核心挑戰。鄭天騁認為 ，20項職權擴大了深圳自主管理空間
，讓深圳承擔更高重擔 。在承接這20項省級行政職權時，要避免“一放就亂 、一管就死 ”
。深圳需要結合行業發展實際 ，優化審批流程
、提高審批效率和服務水平，降低相關機構運營成本
，激發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和能動性，以優質的營商環境吸引更多的行業優質主體入駐深圳。

　　從更深層次來看 ，此次權限下放承載著多重期待 。《決定》明確深圳“要創新和加強事中事后監管”“推行大數據監管、包容審慎監管等新型監管方式
”“為全省深化改革提供有益經驗”等等
。

　　陳文分析認為
，《決定》中對深圳提出的要求，一方面是從廣東省層面 ，希望深圳借助職權下放的契機
，進一步探索先行先試，經驗先出；另一方面 ，類似職權的下放
，有利于市級層面規范化執法，更好適應新興行業產業的發展需要 ，也能夠更好地“適配 ”新興行業等領域規范化發展。

（文章來源：南方都市報）